莫奈《蒙特戈伊大街》画面上，被赋予了生命的旗帜，呈斜线占据了画面的主要空间。这幅画强有力地表现了时值正午的幸福。将表现力量的字眼和幸福相联系似乎不大适宜。然而，幸福确实是一种力量，一种可以改变世界的力量……
司徒乔的《五个警察一个O》至今仍挂在鲁迅的床头
而司徒双最钟爱的画家是法国画家库尔贝。“那个时代巴黎人很看不起外省人，库尔贝却很以自己为外省人而自豪，甚至把被沙龙拒绝的作品集中起来专门做了一个‘被沙龙拒绝的展览’。豪气十足。”而在《幸福的艺术》中，作者选择了库尔贝的《帕拉瓦的海边》，画中一位饱经沧桑的男士正向着广阔无垠的大海挥手致意。在司徒双看来，这幅画作正是库尔贝精神的最佳体现。“库尔贝向大海致意的这一个小小的手势，壮观至极！它意味着：‘我认出你来了，我爱慕你，我向你致以崇高的敬意……而且我是那么的幸福！’”
度过经济寒冬
印象派最相宜
广州日报：为什么会翻译这本著作？
司徒双：主要是它独特的视角吸引了我。现在的社会人们压力很大，有报道说1/3的就业人口都有不同程度的忧郁症，可见心理问题普遍存在，这本书的角度会帮助人扩大视野，从不良情绪中解脱出来。
广州日报：翻译这本书时，恰好您发现自己身患乳腺癌，而且到了中晚期，治愈率仅有5%，但您仍坚持翻完这本书，并且幸运地成为了那5%，最不幸的时候翻译这本关于幸福的书，对您的痊愈有什么帮助？
司徒双：自己患病时翻译这样一本书，书中的每一句话、每一个提示，都会加深感受，用心琢磨，然后豁然开朗。得知是中晚期后，也不是没有悲观的想法，但有个事要完成，就支持我不颓废。过去我每天游泳，生病后什么也干不了了，总不能天天找人说那点事。翻译累了我就弹琴，本以为忘光了的东西全记起来了。本来可以推掉翻译的，但是什么事都不干，在那儿只想那5%，死得更快了。对于病痛，自己不能主宰，过一天就赚了一天，今天还活着，就干点有意思的事。70多岁的人，晚上脱了鞋上床，早晨还不知能不能穿上。每天过得充实，就没遗憾。人啊，把事想明白，想开了，就会比较坦然。正如马克·奥莱勒所说：“无论死神何时光临，我都会以微笑相迎。”
广州日报：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，人们工作生活压力都在增加，您觉得看什么样的画作对人们度过经济寒冬会有所助益？
司徒双：这个因人而异，但我要说印象派的最好。印象派画家喜欢表现节日和欢乐。他们自己虽然不一定活得很好，但是画作中却体现出振奋和激情，留下了美好的东西，这才是真正伟大的。印象派画作给人以美的享受，让人体会到生活的美好，激发对生活的热爱，非常给情绪。
父亲司徒乔的画至今仍挂在鲁迅床头
广州日报：您的父亲是广东籍著名画家司徒乔，母亲冯伊湄也是诗人和画家，父母对您有什么影响？
司徒双：父亲是1958年我大学毕业那年去世的，他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他20多岁就得肺病，没有生活来源，全靠妈妈做校长补贴家用，但他却始终坚持自己的艺术理想。我记得他常常是边咳嗽边画画，从来不叫苦，后来还拼着命去新疆采风作画，当时已经上了新疆军阀盛世才的黑名单，幸亏在边远地区才躲过一劫。
广州日报：您的父亲司徒乔很受鲁迅赏识，鲁迅的遗像就是您父亲画的，此外，您父亲还为鲁迅的著作画过封面和插图，能否谈谈您父亲和鲁迅的故事。
司徒双：其实我父亲和鲁迅交往并没有那么亲密，但鲁迅先生很欣赏我父亲的画，1926年我父亲在北京办画展时，鲁迅买了我父亲画的《五个警察一个O》。我父亲从美国回来以后，我陪他去鲁迅故居，没想到那幅画还挂在他的床头。父亲一辈子是白薯画家、乞丐画家，内心博爱，同情体恤贫苦大众的生活，他受到鲁迅先生的鼓舞是一辈子的事。